减税有两个重要的标志特别值得关注，第一，不是总量性减税，而是结构性减税，瞄准特定部位、瞄准特定的群体而实施的减税；第二，所瞄准的不是扩大内需，而是降成本。

　　“中美贸易产生的摩擦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有多大影响呢？其实影响并不大，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影响。” 8月26日，在2018崇礼（夏季）中国城市发展论坛（下称“论坛”）上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称。他认为，现在经济确实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，预测今年下半年经济会有下行趋势，但这种下行基本跟中美贸易摩擦无关。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学部委员高培勇也表示，面对稳中有变的经济形势，切忌滑入惯性思维的陷阱。对比10年前，美国次贷危机持续发酵，波及中国，中国主要是针对外部环境和外需剧烈的变化，实施了以放水为主要特征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；10年后，中国启动的减税和扩大基建投资的政策措施，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其基本目标和基本行动路线，相较于十年前，所发生的变化，不是小变化，而是大变化。

　　中美贸易争端的本质

　　在论坛上，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称，“中美贸易争端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产物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逻辑是，中国要扩大消费，而美国要扩大投资。”

　　他提到，“从历史上来看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，特别是第二大经济体占到第一大经济体GDP在2/3左右的时候，摩擦一定会升级。关键的矛盾点是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互为贸易对手，特别是互为顺逆差的最大拥有方。”

　　至于贸易摩擦升级所带来的影响，曹远征认为，研究显示，从中国宏观经济来说，对美500亿美元的征税对中国GDP的影响是0.2个百分点，这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间出口导向已经在发生变化。中国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。但是，对于预期是有重大影响的，比如，A股开始持续下滑，人民币汇率也在持续下跌。

　　他认为，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，具有长期性，结果并不一定会导致“零和双输”。中国可以执行全面扩张内需政策。如果中国逐渐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市场，并且这个市场向全世界开放，那么，很有可能国际关系就有向G2方向演变的可能，也就是中美两国共治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也提到，一方面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冲突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，但另一方面对预期和信心的影响会很大。

　　争端前后的政策目标变化

　　在论坛上，刘世锦称，过去讲求速度优先，先定一个指标，其他指标顺着往下排。如今，中央提出质量优先。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，如果定得过高一点，质量指标就会缩水，也是不可持续的。所以说，不是不要GDP，而是不要低效率、低质量、不可持续的GDP。

　　因此，要适当调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。刘世锦表示，其实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.3%，就可以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的目标。到了2020年以后，就是中速增长，大概在5%~6%。

　　至于如何“稳增长”，刘世锦称，现在面临的一个选择，是继续搞基建和房地产，还是搞真正的市场化改革？他认为，“稳增长”如果继续依靠两个老的抓手，可能靠不住，问题也会比较突出。而“以土地谋发展”的城市融资发展模式，从现在看来，已经逐步走到尽头，越来越不可持续了。

　　近一段时间，特别是7月6日中美贸易争端开启以来，对于经济形势的变化，中国更聚焦外部环境和外需。比如，在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研讨经济形势会议时，就提到了“外部环境明显变化”。

　　高培勇称，面对经济形势的新变化，中国还要保持定力，践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，有效提升消费、扩大民间投资，以冬奥为契机推动消费升级，实现京津冀一体化。这些都很重要，都要作为中国下一步发展必须追求的目标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该如何在新的形势特别是在稳中有变的新形势下，实现这些目标，该如何去做。当前，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减税和扩大基建投资。

　　其中，减税有两个重要的标志特别值得关注，第一，不是总量性减税，而是结构性减税，瞄准特定部位、瞄准特定的群体而实施的减税；第二，所瞄准的不是扩大内需，而是降成本。

　　至于基建投资，中央所提到两个目标，即扩大需求和结构调整。十九大报告当中对于投资，讲的是发挥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。因而，扩大基建投资和十年前的思维理念和行动路线都是不一样的。